• 落地上海已近九点。出了机场,夜晚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暑热蒸腾。钻进车里,调频广播开着,一个匀速平稳得听不出感情波动的声线正在播报当天新闻: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六人被困井下……坐在后座的吴念真小声念叨了一句,“矿区又出事了”,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然后他沉沉得靠在椅背上,望着车窗外划过的霓虹,没再说话。

      或许是疲倦,或许是想起了什么。小时候在九份矿区,吴念真最怕听到的就是村里矿务所的紧急钟声,当当当,当当当,接着就会听到广播在叫“8号矿事故”!然后,一个穿着黑衣服,头发绑在后面,很会办丧事的老太太就从雾里穿过来,那感觉好像一个死神。她来到教室门口,叫某个小孩的名字,“阿中,来接你爸爸回家。”一个小朋友收书包,开始哭,出去,全场安静。

      这是让吴念真一生难忘的画面,他和各地读者分享过,也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说起。不管是最初写矿工题材的小说,还是后来拍《多桑》,都和这段童年成长经历有关。那里的人们互相帮忙,相濡以沫,那里就像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小孩子可以端着饭碗从这家吃到那家,如果刮台风,屋子被掀掉,大家第一个帮忙修的肯定是寡妇家……

      不一样的时空,牵引出的是一样的情感。

      而车里那个忽然陷入沉默的侧影,也就此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事实上大部分时间吴念真都不是这个样子。从南到北的这一路,他非常能说,当真不愧“全台湾最会说故事的人”。在微博上他总称自己是聒噪的老头儿——即便一个下午接受了四家媒体访问,可是晚上出现在读者见面会,只要一杯咖啡灌下去,照旧滔滔不绝,绘声绘色。每一顿饭局,他总是情绪高昂,笑话随时随地,说到兴起处几乎是在表演。因为电影《一一》中沉默寡言的NJ形象太深入人心,很多记者都以为真实的吴念真就是NJ那种悲怆沉郁的样子,及至和他一起吃了饭,大呼颠覆想象:他怎么能有那么欢快的一面?!

      “其实吴念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好玩的人。有时看他在一群朋友面前吹嘘那些我听过无数次的笑话还能口沫横飞面红耳赤时,我只有蹲在角落偷笑。”这句别册中小野写他的话,在陪伴吴念真的过程中愈发变得立体和生动起来。可是,也许是文字中传递的感觉太过强烈,一路上我记得最真切的却总是他安静的片刻,好像这样的他,才是在几乎无声也无观众的午夜场跟“回忆”对戏过程中,那个最真实的他。

       

       

      在长乐客栈的庭院里,看到那些台北不常见到的屋瓦廊檐错落掩映下的天空,吴念真很欢喜,接过相机,端起镜头,按下快门。当我再转身,他已经躺倒在鹅卵石小径上,只为抓拍到一个最好的角度。这“奋不顾身”的一刻太过突然又太过自然,这大概是用生命诠释“投入”二字的人才能有的不矫饰和不做作,安静专注的神情中尽透温和谦冲。

      在扬州东关街,我们边走边看。和很多城市的境遇类似,老街不老,都是在原址以“仿古”名义重新建造的一条商业街,古朴味道消失殆尽。对于那些打着传统旗号的店铺,吴念真并没有多少兴趣,却在一处拆得七零八落的废墟前停住脚步,双手抱着望了良久。

      眼前的这个背影,和别册封面上那张走在雾中的背影叠印起来。我知道,他又想起故乡了。

      有风的日子从九份回大粗坑的山路上,呼吸间浓烈的松香还有耳边阵阵的松涛,几乎是吴念真成长过程里无法磨灭的感官记忆。承载了太多往事太多情感,可是吴念真的故乡已经从台湾行政版图上消失,现在是一片废墟,空旷的山谷荒草漫漫,只剩下几栋房子残迹。那个叫“大粗坑”的地方原本是个金矿,后来矿脉枯绝,在1975年被废村。虽然出生地上写着台北县瑞芳镇,但吴念真心有所属的故乡,只和“大粗坑”三个字有关。

      没有故乡可回,一直是吴念真最大的感伤。

      曾有记者问他,如果现在给自己写一部剧,你会写成什么样。他说:“也许……我会写一个人,面前一片繁华世界,回过头却是一片苍凉。”

      父亲因为不堪忍受矽肺病的折磨而坠楼身亡,弟弟和患有重度忧郁症的妹妹也都是自杀。亲人们相继非正常故去,这是最痛的回忆。吴念真很多年没有回过九份一带,甚至连“经过”都不想。小时候,他曾带着弟弟妹妹到仑顶,望着通向远方的铁轨,告诉他们“有一天,哥哥要坐火车到台北去赚钱,家里再也不会没钱买菜了。”而后来弟弟自杀的地方,正是他曾对他们许诺的地方。

      很多遗憾还是很忧伤,直到用第三人称将弟弟的故事写成小说《遗书》,压抑已久的伤痛才稍稍平复。若不是出版社提议带读者寻访故乡,他真的没有勇气再回到那里。

      写作是一种释放。可是在咖啡馆接受采访时说到这段往事,说起心底最挂念的家人,吴念真还是动情。大妹过世后,小妹也患上忧郁症。《遗书》发表后,小妹最开始没敢看。直到入选年度小说,再次成为焦点,她才拿来看了,这才意识到哥哥有多不容易,原先的误解终于统统放下。小妹特地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哥哥,辛苦了,你早就应该说出来的。”在今年吴念真生日的时候,小妹送了他一枚金戒指,附言上写着“有你这样的哥哥,真好。”说完这句,吴念真已经哽咽到开不了口,下意识地摘掉了眼镜。

      情之深处,他会Hold住,最多是起身去马路边抽上一根烟。有时很匆忙,还没抽半截就掐灭了,怕记者等太久。“那里的男人从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情感,心里受了伤,吹吹口哨就又去上班了。”吴念真这样描述过矿村里的男人,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像他们一样,重情,隐忍,装满心事,太多真情负累。

      六十岁,别人已经开始颐养天年,他却还是每天忙碌。常常自嘲着感叹为什么这么累,还找星座专家唐立淇帮忙算过何时才能退休——好像很难,因为吴念真知道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拒绝。小时候矿村的经历,让他期待人跟人之间是可以很接近的,所以珍惜着彼此间的缘分,可以做的就尽量帮忙。

      每天专访安排得很密集,相似问题被反复问了又问,而事实上他并不喜欢说话——对此我常心有歉疚,可是他没有一点不愠之色,还让我宽心:“我不喜欢冷漠,既然答应来了,就要尽量配合。”这是他的体恤之处,就像答应出版社的请求来大陆宣传,也是觉得“花了经费买下这本书的版权,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知名度的作者,对你们来说真的是一种冒险吧。”

      离开工作的吴念真,的确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不喜欢讲话,只是狮子座的天性让他在人多的场合“最受不了冷场”。之所以不厌其烦的用高频语速向记者丢料也是因为“我知道你们要写东西,所以我会讲很多让你们有东西可写。”他真正喜欢的,其实是聆听,是阅读。十天大陆行,辗转多地,每天行程满满,有时候活动结束已近午夜,可不管多晚,回到酒店他总要留两个小时给自己,用来看书、上网。这次随身带的两本书,一本是《向老天借胆的旅程——世界贫民窟绝对体验》,一本是推理小说《别相信任何人》,即便在火车站喧闹的等候大厅,周围大喇叭和交谈声响彻于耳,他仍旧可以专注得捧着书阅读。临回台湾前,他终于寻觅到想看已久的瞿?秋?白《多余的话》,这是十几岁时便听老师提过的书,却在四十多年后才终于读到。

      阅读对他来讲真的是很重要的事,他常常和朋友讲起看过的书。至于涉猎到底有多广?除了提过很多次的汪曾祺沈从文,我还记得在和读者谈及老了之后比较能体会古诗词的意境时,他脱口就背诵了起来:“少年听雨阁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他的亲切只是终端表现,是内里智慧和修养撑出来的面向。”早有粉丝一语道破吴念真的魅力所在。所以也就不奇怪,每场活动之后的签售,几百人的队伍很长,天气很热,说了那么多话很疲惫,可是对于读者的各种签名请求,吴念真总耐心得一一满足。所以也就不奇怪,上海书展的新书首发式上,旁边展位放起大喇叭和我们呛声,连用话筒说话也被干扰,对此吴念真没有生气,倒觉得“很像台湾早年庙口戏班拼场,刺激!”

       

       

      在台北,他没有多少交际活动,每天结束工作不管多晚都尽量回家吃太太煮的饭——即便只是清淡的炒牛蒡。每天最爱干的事情就是看书,整理庭院,跟狗说话。

      旅程中,我问他会不会想念家人?他拿出iphone,指了指手机屏幕上的照片——Migo是吴念真收养的一只流浪狗,安静,和善,斯文。五年前,陪伴了长达10年的Bow(拔乌)去世,吴念真难过了好久。后来公司里的小朋友去庙里拜拜,一只米格鲁一直跟着他,结果就被抱回来养了。明知他无法表达,但五年来吴念真最常问他的话就是:“Migo,说说你的过去好吗?”

      吴念真很柔软,也很深情。

      虽然如今家里书房有Migo常伴左右,可是吴念真办公室电脑的桌面画面,一直都是Bow的照片。这个粘人之至的“女孩”,始终让他想念不已。而每次去纽约,他总要去大都会博物馆报到,和那尊他一直喜欢的佛像见面。“每次走到她面前,就觉得心里好平静,她好像能读懂每个人的心事,心里被安抚了。”我在他FB上找到了那尊佛像的照片,那是一张菩萨低眉的脸。

      他有地位,但却质朴平易。看到他一个人拖着个箱子就来大陆,没有任何助理跟着,我们都傻眼了——还真不把自己当明星喔。在广州帮他登记入住,发现箱子好沉。其实他也只带了两身行头,一套是蓝色Polo+卡其裤,一套是白衬衫+牛仔裤,间或搭配着穿。后来才知道,除了电脑和随身看的书,他还为一个邮件往来两年的大陆小友千里迢迢背来了两本厚沉的书和三罐茶叶——你见过偶像给粉丝带礼物吗?

      吴念真对人的兴趣永远大过风景。他一直期望做到的,就是以一种诚恳柔软的方式,沟通人跟人的心。《这些人,那些事》是他第一次在大陆正式发行的作品,有人问他有何期待。“我只能期待,这本书出了,两个活在不同生命背景和不同世界的人,可以透过文字去做一个初步的认识。”

       

       

      做别册的时候,曾向吴念真索要一些影片或剧照资料,意外的是他没有。

      只要输出,就按删除。起初对他这个“习惯”有点不解,然而一路陪伴交谈,我想我真的可以明白了:因为回忆太重,所以选择遗忘。正如他写下的心声:“或许恐惧老是被回忆纠缠,而无法专注于眼前的人和事,因此自己对所做过的事,写过的事通常蓄意遗忘,更不留下任何相关的‘痕迹’”。

      曾有念戏剧的研究生打电话找他,问能不能mail几个剧本供写论文参考。他只好诚实相告:“你以为我还留着吗?我都delete了”。看到还有人珍藏着早已绝版的《寻找<太?平·天?国>:吴念真的电影生活札记》一书,他惊讶不已,在扉页上写下真心话:“谢谢你帮我保管,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有。”

      后来辗转联系到一直跟拍舞台剧《人间条件》台前幕后花絮的张大鲁先生提供照片,别册才得以做成。待宣传行程结束后我向他致谢,大鲁豪爽地说:“吴导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然而当时吴念真并没有让我们直接去找大鲁要照片——他最怕的就是麻烦别人。对此大鲁也说:“他就是这样的,别人求他,他一定全力以赴,但他却不轻易找别人帮忙。”

      回到台湾后,吴念真又开始忙于各种工作。我们通过几次邮件,他的祝语总是“平安”,落款总是“念真”——当初因为不要记挂初恋女友而改的笔名,真的是要记住一生了。

      有次聊天,说到阿真后来的命运不是很好,先生做生意失败,欠下很多钱,孩子又不成器。“看到自己曾经喜欢和错过的人现在这个样子,会心痛吗?”我问他。

      吴念真想了想,说:“是……不舍。”

      那些蓄意想要忘记的,哪能说忘就忘?何况是他这样心思敏感细腻的人。想起一路上他常挂在嘴边,唱了又唱的,由李格弟作词、李泰祥作曲的《告别》——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歌词记得丝毫不差。

      “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 / 各自寂寞 / 原来的归原来 / 往后的归往后……”

      机场送别那天,他还是如过往每一天同样的行装,背包还是很重,搭在右肩上,步履坚实,静默却有让人不容忽视的力量。看着他的背影通过登机口一直往里走,往里走,淹没于人群,眼看就要消失在视线中——他忽然转身,又远远的看了我们一眼。

      他说过不打算回头的,但还是没忍住。

      (刊于11月28日出版的《城市画报》。两个多月前写的,稍微改了几个地方。)

    • 那天和“喜欢自称本殿下”的同事R聊天,从贝贝特的刘瑞琳谈到一个现象:好像那些拥有双性气质(非外表而在于性格)的女人比较容易取得成功。

      那天和“喜欢自称本侠”的胖七吃饭,也从“吴念真能把明明不像他本人的NJ演得谁都以为那就是他化身”说起一个现象:好像那些拥有表演型人格的人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 朋友就是硬币

      2011-06-25

       

      那天和晓清电话,被问到意见,细细梳理了回过去。但发送之后又很怀疑,担心那些我想的,可能并不是她期待的。
      看到邦妮的这段话,特别会心。
      朋友真的就是那枚硬币。关于许多的选择,其实我们心底早有判断,或者说有了渴望和方向,但只是怯于承认,或信心不足。朋友就像钩子,挠到我们的痒处,引诱,鼓舞,激发,让我们更敢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所以,真正的朋友,必须是有相同底色的人,必须在内心深处有相似和共鸣,才能相互映照,并肩前行。

      我们抛硬币的时候,其实重要的不是到底是A面或者B面,重要的是,硬币掀开的一瞬间,我们心中会强烈的期待其中一个——那就是我们真正的情感需要。

      有时朋友也是这样,我们不过是那枚硬币。我们做的也许不是给他们意见,顶多是促成一个决定,帮助他们梳理出自己真实的渴望,虽然也许,那并不是正确的。

       

    • 哈尔滨

      2011-06-25

      对一个城市的感受总是先从味蕾开始。
      带着新鲜感+饥饿感的第一顿东北菜吃得很爽,可连吃三顿之后彻底頽了,看到著名的杀猪菜(左上)简直觉得就是喂猪菜,乌泱泱的乱炖——下图拍摄的已经是吃过的卖相最佳的杀猪菜了。左下图那个叫“一锅出”,类似我们这的地锅,但体积可真是豪气干云啊,照片实在难以反映出这个黑锅究竟有多么的“高深”。当然,除了哈啤,饭馆里的许多细节都足以体现出东北人的豪爽特色,一是点菜,都是直接对着墙点,从来用不着菜单的!二是桌布。某顿也是在当地人气很旺的一个著名馆子,可是坐下来看到这张油迹斑斑带着烟头破洞的桌布(右上),以一种好像目赌上桌客人留下哈喇子的心情,我的胃口成功减半。

      标准的哈尔滨街景。随处可见“XX仓买”,就是我们这的小杂货店。道路都很开阔,交通也都很混乱。这是一个打车异常困难的城市,拼车司空见惯,也被默许。每天从展馆会场出来,总要费劲周折才能去到目的地。而教堂,那些远东时期遗留下来的教堂,完全失去了魂儿,成为假装风景的道具。

      著名的索菲亚教堂。徒留空壳啊!著名的中央大街,其实也颇让人失望……

      中央大街走一路就可吃一路的马迭尔冰棍。重点不是味道,是包装和摆放……

      松花江边。黄昏和夜晚,其实看见的是不同的自己。

      还看了一次刘老根大舞台,领略了地道东北二人转。荤段子不稀奇,最开眼的是,习惯了安静高雅的看话剧氛围,走进堂皇的剧院,却铺面而来满场嗑瓜子的声音,还是立体式环绕,之荡气回肠,此生难忘。

    • 题记:这是给《教师月刊》写的。如今不用再整日愁于选题深陷焦虑,终于能摆脱那些条条框框,只拣些感兴趣的题材写写吐露性情的文字,放松随意,很是舒服。《致青年教师》其实不光是写给教师,同样也是写给年轻人看的好书,常读常新。有情怀有温度,我还是最喜欢这样的人。

       

      这是南京最冷的一个冬天,雪花纷纷扬扬自空中飘落,时隔十年,我再度回到察哈尔路37号。

      十年前的我从附中毕业,开始踏上求知和逐梦的旅程;十年后的我带着理想撞击现实的困惑,来拜访一位我所敬重的语文老师。很惭愧,十年中我没有回过母校,也从未看望过任何教过我的老师,在许多人眼里,这大概是性情凉薄的表现。并非不感念附中的培养,只是潜意识里,我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让我服气、一个除了出众的教学能力外还能以人格魅力打动我的老师,来带领我重温附中这抹人生底色,否则宁可尘封。

      高中三年,我没有上过吴非老师的课,这种深深的遗憾和懊悔在阅读了他的教育杂文后越发强烈。我急切的想要补上这一课,想当面聆听他的教诲,想近距离感受一位老教师的风骨,在这个价值观风雨飘摇的年代。

       

      吴非老师的家就在附中边上,八十年代的老民居,朴素安静得伫立在路边,和周围的高层寓所格格不入。因为眼疾的折磨,印象中气宇昂扬的他苍老了许多,看上去有些憔悴。知道我是附中毕业的孩子,虽然并没有教过我,他还是很开心。额际浓重的皱纹下,带着舒展和温暖的笑意。

      如今我的工作并不直接和教育行业相关,但是我却逐渐意识到,即使之中岁月递嬗,但基础教育阶段所埋下的种子始终在不间断地予以发酵、萌芽、开花、结果,并能与现下的一切有所链接。大到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分野、努力奋斗还是坐享其成的人生态度,小到生活中每一个是非判断价值选择,教育的潜移默化无处不在。
      曾听同事说起过一个例子,让我觉得非常震惊:他念初中的儿子所在学校考背古诗,能背诵120首算特级,他被一位同学监督背诗,对方说:“一首诗一毛钱,你给我十二块钱,我就算你过如何?”小小年纪就已懂得权力寻租,这正是“丢失了人的教育”的结果。

      当孩子们忙着做题应付考试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当学生们不求脚踏实地而暗自比拼“我爸是XX”,这是否意味着教育的失败?这是否是我们的教育理念和评判标准出了问题?

      吴非说起了一些让他难忘的附中孩子:有一个86届的学生,因为动手和学校操场上的外来流氓打架而被记过劝退——然而老师们毫不关心他打架出头,其实是为了保护附中同学不再被流氓缠着要钱和欺负——最后他不得不离开附中,回到南化一中继续念书。后来这个男生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回国后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IT公司,并当选最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还有一个男生,成绩不好,在学校里一直被同学和老师看低。一次吴非摔伤了腿,当他很艰难的从办公室挪腾到楼梯口时,过往的学生没有谁留意到,但就是这个男生,他大喊了一句:“快来人啊,把老师抬上去!”“就因为这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他。”吴非说,后来这个男生每天都找来几个人把吴非背上楼给同学们上课。毕业后男生开了一家公司,经营的很成功。但当旅行到贵州某山区,看到当地物质贫瘠教育落后,他当即决定留下来支教,还自己掏钱购置了大量教学设备,并动员当年的同窗一起过来支教……就这样扎根在那儿了。

      “附中对不起他们。”说起这些性情良善却在当时没有受到认可和承认的孩子,吴非满怀歉意。我听着,眼泪控制不住地碎在手背上,如同当初读到《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时涌动的泪意。曾经深埋在青春期细缝深处的微小脏污,究竟可以养成什么样的珍珠,这几乎从来就不是我们的教育所关心和看重的——面对这些拥有仁爱、美德、正义,真正活得像个人的学生,我们的教育是扼杀而不是塑造。

      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彼岸》。这个片子拍摄于90年代初,讲述了14个出身底层的男女青年,带着不舒展的肢体与不标准的普通话,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参加牟森指导的进修班。他们排演的,是高行健和于坚编写的实验剧目《关于〈彼岸〉的语法讨论》。为期四个月满怀憧憬的排演结束后,他们被命运无情地抛回了残酷现实。有的去了夜总会,有的推销方便面,有的回家种苹果……我记得那次观影结束,导演说拍摄的深层动因其实是基于一种愤怒——给了孩子们一个梦的入口,却抛弃了他们。

      我们的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我们不舒展的不是肢体,不标准的也不是普通话,而是还没有圆融和妥协于成人世界的纯真与勇敢——这些可贵品质却被世俗教育理念所否认,以至越来越多的孩子怯于再去追求只有自己认可并感到乐趣的志业。而吴非,就像是那个为孩子们鸣不平的导演,他竭力呼唤教育常识的回归,“老师最重要的是自由思想,独立意志。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

      十年前我们还被教育要胸怀理想,而现在的孩子是连做梦的空间都被剥夺了,小小年纪就开始膜拜物质和权贵。当我感慨在人生的每个十字路口,在面对许多只是合适与不合适而无关对错的人生选择中,我都只能借由自己的跌跌撞撞去摸索,总是太过理想化而不如其他同龄人走得那么顺遂时,吴非笑了:“如果附中毕业的学生能够在社会上混得如鱼得水,那是附中教育的失败,如果还有痛苦,还有理想挣扎的苦楚,才是对的。”

       

      交谈中,吴非不时要把手掌压在左眼上按揉——这是眼睛疼痛的警告。去年左眼失明后,他每天都要吃十几种药片,还要长期针灸,喝中药喝得牙齿也坏掉。在被一整面贴墙的大书柜和一张床几乎占满的狭小书房里,他就这样日复一日的一边和疾病斗争,一边持续不停地阅读写作,为教育大声疾呼,发出那些人人认同却又不敢言的声音。

      记得附中从行政楼到图书馆之间的草坪里,竖有一尊巴金老先生的半身铜像,杯座上赫然刻着“掏出心来”四个金色大字——那时候每天穿行学校都会经过这里。默默的,这句话成了晨钟暮鼓,时刻敦促我,要铭记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道德情操,还有责任担当。只是回头想想,一路上芸芸多少老师,真正能当得起这四个字的却是寥寥可数。

      自我离开附中后,新校长开始推行县中教育模式,由此招来诸多争议——这也是我不愿再回附中看看的原因,总觉物是人非,附中也变味了——我从后来的学弟学妹们那里听闻过不少对新模式的骂声,也听说吴非老师为此没少和校长拍桌子抗争……他完全可以淡然地旁观,甚至像更多老师那样投人所好为己争利,但是他没有。他是一个教育界真正的斗士!以至后来想到吴非老师,总忍不住联想起电影《春风化雨》里罗宾威廉姆斯饰演的那个会带领学生们在校史楼内聆听死亡的声音和反思人生意义的老师,孤单的身影,却是那么坚定那么有力。

       

      告别吴非老师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些因内心深处共鸣而起的震颤却让我久久无法平静。关于附中那些曾经失落的片段、不得已的留白,还有作为高贵气质代代传承的“树人”精神,都借由这一课的重温与默契,在我的心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