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地上海已近九点。出了机场,夜晚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暑热蒸腾。钻进车里,调频广播开着,一个匀速平稳得听不出感情波动的声线正在播报当天新闻: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六人被困井下……坐在后座的吴念真小声念叨了一句,“矿区又出事了”,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然后他沉沉得靠在椅背上,望着车窗外划过的霓虹,没再说话。

      或许是疲倦,或许是想起了什么。小时候在九份矿区,吴念真最怕听到的就是村里矿务所的紧急钟声,当当当,当当当,接着就会听到广播在叫“8号矿事故”!然后,一个穿着黑衣服,头发绑在后面,很会办丧事的老太太就从雾里穿过来,那感觉好像一个死神。她来到教室门口,叫某个小孩的名字,“阿中,来接你爸爸回家。”一个小朋友收书包,开始哭,出去,全场安静。

      这是让吴念真一生难忘的画面,他和各地读者分享过,也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说起。不管是最初写矿工题材的小说,还是后来拍《多桑》,都和这段童年成长经历有关。那里的人们互相帮忙,相濡以沫,那里就像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小孩子可以端着饭碗从这家吃到那家,如果刮台风,屋子被掀掉,大家第一个帮忙修的肯定是寡妇家……

      不一样的时空,牵引出的是一样的情感。

      而车里那个忽然陷入沉默的侧影,也就此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事实上大部分时间吴念真都不是这个样子。从南到北的这一路,他非常能说,当真不愧“全台湾最会说故事的人”。在微博上他总称自己是聒噪的老头儿——即便一个下午接受了四家媒体访问,可是晚上出现在读者见面会,只要一杯咖啡灌下去,照旧滔滔不绝,绘声绘色。每一顿饭局,他总是情绪高昂,笑话随时随地,说到兴起处几乎是在表演。因为电影《一一》中沉默寡言的NJ形象太深入人心,很多记者都以为真实的吴念真就是NJ那种悲怆沉郁的样子,及至和他一起吃了饭,大呼颠覆想象:他怎么能有那么欢快的一面?!

      “其实吴念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好玩的人。有时看他在一群朋友面前吹嘘那些我听过无数次的笑话还能口沫横飞面红耳赤时,我只有蹲在角落偷笑。”这句别册中小野写他的话,在陪伴吴念真的过程中愈发变得立体和生动起来。可是,也许是文字中传递的感觉太过强烈,一路上我记得最真切的却总是他安静的片刻,好像这样的他,才是在几乎无声也无观众的午夜场跟“回忆”对戏过程中,那个最真实的他。

       

       

      在长乐客栈的庭院里,看到那些台北不常见到的屋瓦廊檐错落掩映下的天空,吴念真很欢喜,接过相机,端起镜头,按下快门。当我再转身,他已经躺倒在鹅卵石小径上,只为抓拍到一个最好的角度。这“奋不顾身”的一刻太过突然又太过自然,这大概是用生命诠释“投入”二字的人才能有的不矫饰和不做作,安静专注的神情中尽透温和谦冲。

      在扬州东关街,我们边走边看。和很多城市的境遇类似,老街不老,都是在原址以“仿古”名义重新建造的一条商业街,古朴味道消失殆尽。对于那些打着传统旗号的店铺,吴念真并没有多少兴趣,却在一处拆得七零八落的废墟前停住脚步,双手抱着望了良久。

      眼前的这个背影,和别册封面上那张走在雾中的背影叠印起来。我知道,他又想起故乡了。

      有风的日子从九份回大粗坑的山路上,呼吸间浓烈的松香还有耳边阵阵的松涛,几乎是吴念真成长过程里无法磨灭的感官记忆。承载了太多往事太多情感,可是吴念真的故乡已经从台湾行政版图上消失,现在是一片废墟,空旷的山谷荒草漫漫,只剩下几栋房子残迹。那个叫“大粗坑”的地方原本是个金矿,后来矿脉枯绝,在1975年被废村。虽然出生地上写着台北县瑞芳镇,但吴念真心有所属的故乡,只和“大粗坑”三个字有关。

      没有故乡可回,一直是吴念真最大的感伤。

      曾有记者问他,如果现在给自己写一部剧,你会写成什么样。他说:“也许……我会写一个人,面前一片繁华世界,回过头却是一片苍凉。”

      父亲因为不堪忍受矽肺病的折磨而坠楼身亡,弟弟和患有重度忧郁症的妹妹也都是自杀。亲人们相继非正常故去,这是最痛的回忆。吴念真很多年没有回过九份一带,甚至连“经过”都不想。小时候,他曾带着弟弟妹妹到仑顶,望着通向远方的铁轨,告诉他们“有一天,哥哥要坐火车到台北去赚钱,家里再也不会没钱买菜了。”而后来弟弟自杀的地方,正是他曾对他们许诺的地方。

      很多遗憾还是很忧伤,直到用第三人称将弟弟的故事写成小说《遗书》,压抑已久的伤痛才稍稍平复。若不是出版社提议带读者寻访故乡,他真的没有勇气再回到那里。

      写作是一种释放。可是在咖啡馆接受采访时说到这段往事,说起心底最挂念的家人,吴念真还是动情。大妹过世后,小妹也患上忧郁症。《遗书》发表后,小妹最开始没敢看。直到入选年度小说,再次成为焦点,她才拿来看了,这才意